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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北京各表演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刘震等领导的关怀下,创编了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____。这部“史诗”在北京上千名音乐舞蹈演员和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编选我国民主革命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歌曲、配合编演大量生动的舞蹈及合唱的伴唱,成功地以艺术形象再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抒发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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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在1958年全国“热火朝天”进行“大跃进”的过程中,在思想文艺界又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少数党外老教授、老专家而进行批判的所谓“拔白旗”运动。典型的事例是将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打为“白旗”,同时在上海、北京有关刊物土,组织批相应的批判文章,所列罪名即所谓他“对黄自的研究”存在所谓“立场错误问题”。1961年在《人民音乐》上展开由于马思聪演出曲目所引起的讨论。这个讨论最初是从西安一篇对马思聪演出曲目的批评引发的。同样,《人民音乐》当初发表这批评的意图也是作为具体贯彻“双百”方针组织的,因而开始还容纳了不同意见的讨论,并且在1962年编辑部结束这一讨论时还发表了基本正确的意见。但不久,又遭到更强烈的、对编辑部意见猛烈的批评,最后在1964年“两个批示”的压力下,《人民音乐》编辑部又发表“完全接受批评的自我检讨”,从而更加深了在理论阵地的“左”的影响。这两件事从正反两面使人感到,当时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常常由于受政治上“左”的冲击,而使其难以实事求是地开展,并且往往都变成了“利用学术讨论作为政治批判的幌子”,其恶劣影响相当深远,同时,这两个“讨论”,也给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消极影响,即对聂耳、冼星海这些革命音乐家的评价只能“美化”、“神化”却不能批评,而对有些音乐前辈(如黄自、萧友梅等)则必须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其“两面性”,并错误地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视作是所谓“阶级分析”的标志。1963年夏,在上海、北京的有关报刊上,还展开了一场所谓“德彪西的讨论”,批判的矛头表面指向人民音乐出版社,实质却是针对贺绿汀这场讨论开头还“轰轰烈烈”,后来却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
史实--1964年以《光明日报》为主展开的有关“三化”方针的讨论,开始主观上仿佛又决心要开展一场自由讨论,但实际上这个讨论(包括组织者和参与讨论的作者)也难以摆脱“两个批示”的压力。到1966年春,又以一篇“左”的社论的推出,致使“三化”讨论背离初衷而结束,从而使人们长期从根本上对“三化”方针误解。由此可知,要使学术真正展开自由讨论,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不摆脱政治上“左”的压力,不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是根本行不通的。如在1960年后全面纠正“大跃进”的“左”的错误,重申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短短三年间,以《人民音乐》为主阵地,开展了长达三年有关“交响音乐创作”的讨论,同时,也开展了对歌剧、歌曲等创作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基本贯彻了不同意见的自由交换,不勉强作什么“一致的结论”,达到了相互启发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音协与《人民音乐》还组建了专门的“评论组”,主要围绕新作品的发表开展定期的评论活动,及时对正式公演的大型作品(歌剧、交响音乐、大型声乐套曲等)展开自由讨论,并由“参与者”(一般除了“评论组”的成员外还吸取有关作曲家、指挥、主要演员等列席),分别为《人民音乐》撰写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经常性的音乐评论活动,活跃了音乐界的学术气氛。( )
史实--1957年“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拔白旗”,使得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开始阶段就被一股“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反对学术研究的个人主义”的“左”风所笼罩。主要表现在: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简单、粗暴的“阶级分析”,在实际操作上不适当地贬低“个人钻研”的方式、错误地提倡集体编书(或所谓“师生集体编史”)等。这股风的影响始于文学战线,如“北大师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北师大师生集体编写”的以民间文学为纲的“中国文学史”等,都得到了舆论界的极其不适当的吹捧。当然,这股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有关音乐史论研究工作。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对“大跃进”以来“左”倾的全国性纠正,上述情况稍有一定的改进,并陆续涌现了一些值得注目的音乐专著及教材。如:杨荫浏开始了对解放初期编著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初稿》的认真修订(20世纪80年代初以《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以张洪岛、陈宗群、汪毓和、于润洋等编写的“外国音乐史”教材,汪毓和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李重光的《音乐理论基础》,吴祖强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以及一些对西方作曲理论进行‘民族化”的摸索性研究著作,如军驰、李西安编著的《中国民族曲式》,徐源等编写的《民族乐队乐器法》和一些由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编辑的、适用音乐院校的各种外国作品的教学曲集。这些努力,标志着中国音乐家自主办教育的观念有所提高,过去一切高等院校音乐教材完全依靠外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样板戏”中的音乐、舞剧作品,由于不少也是根据“文革”前基本完成的作品改编的,它们本身基础就比较好,并在艺术上各有其显著的创新。如《交响音乐“沙家浜”》,它的初稿完成于1965年冬,初名《交响合唱“沙家浜”》。当时它基本上就是根据京剧《沙家浜》的音乐改编成有独唱、合唱与管弦乐的大型声乐套曲,同时穿上剧中人物的服装和演唱时带一定的造型动作。该曲是中央乐团一个“创作集体”根据现代京剧《沙家浜》进一步加工创编的。所以,严格讲,这部作品虽然带上了“交响音乐”的帽子,实质上应是根据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情节、人物和唱腔,按照大型交响合唱套曲模式所写的一部“清唱剧”(共有序曲与十个乐章)。这部作品运用京剧的音调,保持京剧的基本风格并与现代合唱和管弦乐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确有一定历史创新的意义,其客观艺术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分段落的歌词写作,受“四人帮”政治“套语”的影响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其音乐的写作有些“偏激、做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与1964年就正式首演的原稿面貌大体一致。当时所做的修改只是使剧情进一步突出了所谓“政治的内涵”,对主要人物的姓名、某些情节及其音乐作了相应的改变和增删。因此,前后两个版本,艺术上没有根本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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