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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忠镕创作的重点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了室内性的声乐和器乐重奏方面,但他还是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交响性的乐队作品。如管弦乐《广东民间乐曲三首》筝与管弦乐《暗香》、古琴与混合乐队《琴韵》,以及管弦乐《罗铮画意》等。在这些作品中,罗忠镕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音乐、民间音乐的素材和情趣与现代无调性作曲技术的“十二音聚合法”给予大胆的结合,从而体现了更具他个人特色的艺术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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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作曲家对如何在中国交响音乐创作上取得进一步提高与前进,各自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正像国际音乐界也出现了对“二战”后的各种“前卫”性探索的新思考一样。许多作曲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将传统的风格与现代的风格加以“拼贴”,出现了从不同的角度、用各种方式、将调性的思维与无调性的思维加以融合等“回归”现象。代表性的作品有:马思聪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徐振民的《枫桥夜泊》、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刘湲的《土楼回响》、陈其钢的《逝去的时光》以及谭盾的多媒体景观音乐《地图》等。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加强和国际地位的相应提高,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中国交响音乐事业建设逐步普及,各地文化行政机构和各地音乐工作者对发展本地区(包括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交响音乐创作和演奏的热情愈益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局面。(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剧、舞剧创作的新发展,在一系列有影响的歌剧作品中,得到国内外音乐界较高评价的,仅限于以施光南根据鲁迅同名小说作曲的《伤逝》和金湘根据曹禺同名话剧作曲的《原野》。歌剧《伤逝》和《原野》之所以取得成功,首先得益于其文学脚本取材于我国“五四”以来久负盛名的同名文学名著,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刻画之深和对人物塑造的丰富生动,为歌剧音乐创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两位作曲家在音乐创作方面都表现了对充分发挥歌剧音乐特色的重视和对声乐旋律写作上的深厚功底。但这两部歌剧的音乐风格具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着重运用新颖的结构和一系列动人的咏叹性演唱,以突出剧中主要人物(涓生、子君)从欢快喜悦逐步转向悲痛绝望的感情变化,成功地抒发了整个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诗意美。后者则着重运用大胆的和声语言和一系列既有民族风格又有强烈戏剧性激情的动人咏叙性歌唱,成功地表现了剧中各个主要人物(仇虎、金子、大山、仇母等)内心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抒发了整个作品所蕴含的复杂的戏剧冲突和全剧所贯穿的强烈的悲情。( )
萧友梅于1923年在北京创办了大陆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张福兴是台湾第一个西式管弦乐团“玲珑会”的创办人。他们两人各自成为中国两个地区推进新式音乐的领军人物。( )
作为台湾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最先(1946年)是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内增设了一个“音乐专修科”,至1948年改为五年制本科的“音乐系”,至1955年改名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仍保留音乐系的建制。至1980年该校又增设了主要为培养硕士的“音乐研究所”。先后担任该系领导的是萧而化、张锦鸿、戴粹伦、许常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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