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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3题)阅读下面短文，回答下列问题：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绝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______，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选自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此文的主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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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3题)阅读下面的短文，回答下列问题：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问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 (选自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对社会生活中的“二丑们”，作者在文巾的态度是：
(2009年第4题)阅读下面短文，回答下列问题：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教授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位奇人。他以经济学的工具分析政治现象，一手开创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充了经济学的视野。他的为人处世也很特立独行：在报纸杂志上以老妪能解的笔调撰文载道，花很多时间和同事后进切磋琢磨，这和一般成名的经济学家离世索居，在象牙塔里经营学问大不相同。布坎南曾在夏威夷大学作过一系列的专题演讲，其中有一次，他用一个亲身经验来阐释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布坎南喜欢看美式足球，对每年一月的季后决赛更是不能错过。可是，虽然每场比赛正式的时间只有六十分钟，一旦加上犯规、换场、中场休息、伤停、教练叫停等等，一场下来总要耗掉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他觉得在电视机前花这么长的时间很浪费，有点罪恶感。可是球赛实在好看，弃之不忍。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有点阿Q的做法：他把后院里拾来的两大桶核桃搬到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敲核桃(大概也顺便吃几个)。看完一场比赛，他也弄完一小堆的核桃仁。事实上，布坎南一边看、一边敲、一边还问自己：为什么长时间坐在电视机前会让他有罪恶感，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强调工作而排斥休闲只要不干扰别人，游手好闲有什么不好诺贝尔奖得主毕竟不同凡响。经过一番“推敲”、“咀嚼”，布坎南悟出了一个道理：社会赞许工作，是因为工作不只是对个人有好处，对其他的人也好。我种菜，你养猪，然后我们经由交易，可以互蒙其利而皆大欢喜。这样要比你我自己既要养猪、又要种菜来得好。专业化的生产对自己、对别人、对大家，都好。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么他自己的得失之外，别人也享受不到他从事生产带来的“交易价值”。因此，布坎南觉得西方社会对“生产”、“工作”赋予道德上正面的价值，直接间接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人在溪边看到小鱼在水里力争上游而体会出一些生命的意义；布坎南看美式足球而悟出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有为者亦若是，下次我帮儿子喂奶换尿布时也不要再嘀咕抱怨，我可要好好地动动我的脑筋才是! (节选自熊秉元《寻找心中的那把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布坎南教授特立独行之处的一项是：
(2011年第3题)阅读下面短文，回答问题：萨维尼认为，法律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这种深奥的思想至少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即法律远不仅是规章准则或司法判例的累积，它反映并展示了整个文化概貌。民族或人民的精神囊括了全部民族史，同时也是社会群体通过追溯它本身生存的进程而获得的集体经验。任何时代记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在变化着的文化演化过程的静态表象。萨维尼还认为，如果不在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领域中加以观察，那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难以理解的。法律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不成文：习惯的阶段，随后把习惯作为规则记录下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典，如《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对习惯规范进行或多或少的有系统的汇编。然而，正如通常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成文习惯法早已失去了习惯的特性，并可解释为“规则”。法降格为成文形式反映了政治势力的兴起，因而法律从基于起源于“偶然情形的个人间关系”的习惯性规范转变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按照萨维尼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开始，法的社会学特征显得更加疑难纷纭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功能的划分变得愈加明确，阶级和亚群体的发展也更为显著。虽然在早期社会里，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法律可以使民族精神得到合理性认可，并能寻求到一种自发的表达形式，但由于两种原因，导致民族精神逐渐衰弱。第一，功能和阶级的分化使人们的共同意识难以给法的自发创立提供强有力的激情；第二，直到法律置共同意识于脑后而仅讨论规则的细节和技术性问题，法律形式本身总在不断地复杂化。按照萨维尼的观点，这种情形导致了两大重要制度的＿＿＿：现代立法和现代法学。当法的＿＿＿产生过程不再有效地行进，立法机构的设立就成为＿＿＿的。立法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剔除法的演进中的疑点和不确定性；其次在于制定固定的习惯法一一一但不是以法典的形式表现，因为法典形式是用呆板的、确定的和综合性的原则来否定法的发展特性。然后，就像船舶拖动了铁锚，立法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偏离它们本身相应的功能，立法及其功能逐渐分离并彼此疏远。但无论如何，立法者应该是民族精神的“真正代表”，然而，与此同时，当法律进一步滑出它的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且不再是大众知识的一部分时，有关法律的知识将被“受过专门法律知识训练的特殊阶层”所垄断，他们的工作就是理解和建立法律规则。由此，法律以“双重”的面目存在：法律的整个轮廓依然如故地存在于人们的共同意识之中，而具体细节则成为法学家们的禁地。(节选自[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下面选项中，不是导致民族精神衰落的原因是：
(2006年第3题)阅读下列短文，回答下列问题：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在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自，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r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上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了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傲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向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自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竞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根据这篇短文，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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