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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最致命的打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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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35岁的我结婚了。丈夫是美国人，名叫项？墨非。说来荒唐，这不过是场“纸婚”，为的是弄一张绿卡(永久居留证)。
初来美国时，我住在表姐家，成了她的全时佣仆。虽说为她油漆客厅和卧房是给工钱的(按法定最低价算)，但她也照算我的房租伙食。两者相抵，一分不剩，学费仍要另向她借。据说这是美国作风，亲戚归亲戚，金钱归金钱，风马牛不相及。于是我搬了出去，到餐馆打工。可学生身份是被禁止打工的。所以，在打了想调戏我的林经理一记耳光之后，被他告发。仅一周，移民局就送来了限时递解出境的公文。那是一个毛毛细雨的黄昏，我茫然伫立在百老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所适从。这时，项的车急停在我的身旁。“我听到你的事，很想帮忙……我和你结婚好吗？”
现在，项与我名为夫妻，实为房主与房客的关系。他在七十年代曾白天“裸跑”，以表示蔑视社会成规和礼仪；如今是个虔诚的同性恋者，与一金发美男子修是“密友”。
项有美国人的热情直爽，又有东方人的温文谦恭。他鼓励我先画些水墨作品在他的艺术商品店试销，再向“亚洲艺术节”送展品，为申请报考旧金山艺术学院和州立大学美术系做准备。他还告诉我应该如何应付移民局的约谈，并拿出我们逼真的婚礼照说：“你收着，移民局约谈时可能有用。”
表姐打来电话，要我给她漆起居室。我拒绝了。我宁可为项的房子换件新装。恰巧项的母亲来看儿子。她赞赏我对“家”的贡献，并感激我使他的儿子“走上正道”。送走“婆婆”，项打趣道：“妈妈对你一见倾心，喜欢你更有甚于我哪。”我不禁大笑。
终于，我的画卖了一张；为马丁家画的墙也使他们满意，得到了九百美元的报酬。项比我还兴奋，咧开嘴大呼小叫地，犹如自己抽奖中了头彩：“现在你该对自己有信心了吧？你可以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赚取面包和学费。从此，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接着，我又收到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并顺利通过了移民局的约谈。项更为我高兴。他开心地拥抱我：“平平，我们成功了!”虽说是纸婚，但“许多夫妻不一定生活得比我们更亲近，更和平——你信不信？”我当然相信。
照约定，我应该搬出去，并且办理离婚。但回忆过去的三个月，竟是我来美国后最自由愉快的日子。一旦离弃这个家，无异砍去自己生活里最美好的部分。更别说到他。一时心绪纷乱。项似乎也有挽留之意。当我告诉他，可以住到9月入学再搬走时，他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和欢迎。
听人说，项是结过婚的，但只维持了两年不到的时间。近几年才变成同性恋者。我暗想，假以时日，他早晚会回到我们中间来的。
人在幸福满足中容易宽厚待人。“文化大革命”中，我上山下乡，在新疆曾与何志立恋爱、订婚。待他父亲平反，可以调他回上海时，上官莉却插进来与他结了婚。现今，上官莉也在美国，我已能视为姊妹，为她设想、愿她幸福。因为我自己很快乐，也希望她快乐。
然而人生无完美。项突然便血住进医院。几经诊断，竟是患了“艾滋病”。几天后，我接他回家，并告诉他我的参展雕刻卖了五百美元，还有记者采访。他也告诉我他新任摄影俱乐部理事，明年有资格到国外作摄影旅行。“去敦煌吧，我做向导。”我兴奋地说。“好极了!”项回答，但随即脸色黯了下来。这时，修打来电话，不知是解释还是忏悔。反正，是用情不专的修把病传给项的。
项的店员辞职了。邻居疏远，朋友渐稀，表姐也打电话来要我赶紧搬出。可我不能撇下他。我永远记得几个月前那个细雨的黄昏。母亲弥留之际，我不在身边，为此抱憾终身。我愿把这份留有的亲情补偿在他身上，母亲有知，相信也当含笑九泉的。
项又发病住院，发出“我真想念我们的家”的感叹。溶溶月光下，我的泪水如决堤般崩涌而出。如果人寿能够交换的话，我当着月亮起誓，我愿意减少十年以交换他多活一年。
绿卡寄来了，姑妈立刻给我介绍了一个台湾商人。我拒绝了。我要照顾项的店铺，我要为项雕一尊头像。望着昏睡中的项，我不禁想起爸爸发自故乡的邀请：“欢迎你和爱人回来过新年……”可惜晚了，一时连这份好意都无法转告病人。
项？墨非停止了呼吸。他的遗嘱是：“我谨把房子、汽车、现金和债务遗留给我挚爱的妻子怡平？尤？墨非……”
(陈若曦《纸婚》)
这篇小说中的“我”到美国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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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负债的企业，β资产大于β权益。()
A．Edna found some money.B．Edna was generous to relatives.C．Edna was relatively gene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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