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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大会就要在苏州召开了，国人都很关心中国近年来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但许多人也很纳闷，为什么以中国这样的五千年文明古国， 以中国这样的万里锦绣河山，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竟只有区区29处，远少于西班牙与意大利，比法国也只多一处而已。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我们宣传力度不够，尚未让世人了解我们有许多古迹遗存是够得上世界遗产水准的；二是许多遗产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已经不够作为人类遗产的资格；三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不少很好的文化遗产，而且他们对遗产的保护工作远比我们做得好。
我们过去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重视不够，既不重视保护工作也不重视宣传工作。遗产的要点在遗宇而不在产宇。产是容易制造出来的，我们每天都在制造许多动产、不动产与其他各种产权。但是遗产是今天制造不出来的，文化遗产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自然遗产是不受人类生产生活所破坏的相对处于原生状态的资源。这些遗产如果被破坏掉了，就再也不能再生了，能再生的就不是遗产。这个道理只有让大家都知道，才能对保护遗产起到有力的作用。现在北京在重建永定门，但建得再好，再金碧辉煌，它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永定门了，这种建筑是注定申请不到遗产登记的。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当年的东德就把位于东柏林的德国皇宫给拆毁了，许多人觉得十分遗憾。有些人提议再建，但更多的人反对，因为再建就是假古董了，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
有的人同时又另有一种困惑，中国人一直是留恋过去，迷信传统，喜好古董的民族，何以我们竟保存不住先人的遗泽？这种困惑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我在《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一文中曾说，中国文化以表层文化的变化来维持深层文化的不变。“从物质文化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席地而坐到东洋去了，我们现在只会胡坐；峨冠博带早成陈迹，我们反倒以为长袍马褂自古以来便是国服。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比谁变得都快。……比较深层的宗教领域，中国人也不在乎，来了佛教信佛教，来了基督信基督。”
所以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是最赶时髦的民族，最喜新厌旧的民族。许多人在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发展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就会舍遗产而图发展。早在建国初期规划北京城市建设时，就有两种指导思想，一是以北京为工业城市(据说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这里望出去是一片烟囱)，一是以天安门为城市中心束发展北京。结果是城墙全部拆掉，牌楼一个不剩。的确，为了实现上述两种思路，不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建成工业城市(或者将工业建到北京边远的郊县去，或者在旧城之外另建一个新城)，我们不就可以保留一整个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吗？浙江定海县为了建设新式楼房与街道，竟把大片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拆毁，就是一件震动全国的新闻。如果说这是发生在偏远海隅的事，那么北京城里为了拓宽马路而把在近代历史上有特别意义的广肇公所拆掉，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证明不重视文物古迹——有时这些古迹就是潜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现象在我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
我们过去因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已经毁坏了不少文物古迹，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发展起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点，那么在国力已经有所增强的今天，我们再不能重蹈过去的错误。百年以前，梁启超曾经说过，不但要开民智，还要开官智。许多破坏或潜在可能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往往都是某些领导人的长官意志所造成的，因此在宣传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时，不但要让一般人明白个中道理，更要紧的是要使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人明白：遗产只能保护不能再生。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申请世界遗产的前景必定很光明。
(周振鹤《中国文化之于世界遗产》)
与文中所说中国世界遗产少的原因无关的一项是：
由银河系坍缩成的黑洞密度是水的密度的万分之一，对这里的“水”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不属于绝大多数才子才女们的最终结局的一项是：
张爱玲其实从未年轻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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