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至28日，全国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座谈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会议预测今年我国粮食总产可望超过1万亿斤，将实现连续第四年增产，同时也指出在新的粮食生产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指出，在去年基数较高、气象和生物灾害偏重、政策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今年粮食仍然获得大丰收，而且破解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连续四年增产，扭转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两增一减”或“两增一平”的局面；解决了增粮不增收的难题，在惠农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加上结构优化和产业化发展，粮食生产实现了产量和效益同步提升，种粮农民收入连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今年安徽粮食带动全省农民人均增收62元；产量和质量同步提高，化解了高产与优质的矛盾。预计2007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优质率将分别提高17.7个、24个、18.8个和22.3个百分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协调发展，走出了“粮上经下”或“经上粮下”的怪圈，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棉花、糖料总产均创历史新高，蔬菜、水果等产品数量充足，花色品种丰富，基本实现均衡供应。危朝安说，总结今年粮食增产的经验，可以看到今年中央和各地领导高度重视，惠农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年种粮农民直接受惠的财政支农投入将超过700亿元，比上年增长30%以上；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为粮食丰收做出了巨大贡献，安徽的“小麦高产攻关活动和水稻产业提升行动”、陕西的“小麦标准化示范工程”、江苏的“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示范方”、山东的“玉米千斤省行动”等，把专家产量变成了农民产量，把试验产量变成了推广产量；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也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针对今年偏重发生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各地沉着应对，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生产损失，通过防控病虫害，河南挽回小麦产量损失60亿斤以上，湖北预计挽回粮食损失100亿斤。1万亿斤的跨越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从恢复发展跨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综合国际粮食市场变化、气候条件、农业劳动力结构、资源约束性等因素来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和最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张强是一名公选上的副县长，他想为民办实事，平时也认真学习相关知识，分管城建、环保、国土。有一个大项目要落户该县，这个项目能解决很多人就业，并能产生非常多的税收，该县承诺给外商很多优惠政策，并叫张强负责。张强就到某乡镇找一块地，由于补偿款很低，而且该项目有污染，许多百姓不同意搬迁，时间到了也没完成拆迁任务，外商准备撤资，县委书记问张强怎么回事，张强无语。

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制定了六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无所作为；（2）施加外交压力；（3）同卡斯特罗谈判；（4）全面入侵；（5）空袭损毁导弹基地；（6）封锁海面。最后，肯尼迪政府选择了第六方案迫使苏联将导弹基地撤出了古巴。

公务员如果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A. 正确
B. 错误

某年以来，某县A镇先后派出11批干部157人次（其中家属35人次），无论农闲还是农忙，以外出考察乡镇企业为名，行程6万多公里。其中游山玩水行程31000多公里，绕道游览行程8000多公里，耗资87430元，挥霍浪费公款，造成极坏影响。该镇镇党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一行4人，乘两次外出考察之机，赴广东、广西，绕道桂林，走舟江，上武当，开支上万元。上行下效，书记带头，副书记、镇长、武装部长、村委书记、村长、普通干部等纷纷相继跟上，他们南下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深圳，北上北京、天津、郑州，其开支金额，有的摊派给乡村报销，有的在企业费用中开支，更有甚者多领额外补助。有些领导自己游玩不算，还带家属观光，参与赌博，影响极坏。某县纪委监察部门在收到群众举报后，对此非常重视，组成工作组进行了认真查处。决定其挥霍的全部开支金额均由参加游览者个人负担，责成A镇党委作出书面检查，通报全县，并分别给有关责任者以党纪处分。

近几年，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意。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岁～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等违法违纪现象越相对集中。一些群众把这跟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对应，称为“39岁现象”。1081999年，福建省查处了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卖官案。丁仰宁在这个福建全省有名的特困县任职3年，卖官受贿及非法所得100多万元，人称“丁百万”。丁案涉及该县大小官员246人，大多数都不到40岁。其中丁仰宁1996年到任时38岁，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中，35～40岁间的9人；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8人年龄在35岁～40岁之间。其中，钟昌瑞在1996年37岁时刚当上县教育局局长，就开始向丁仰宁等人送钱，在1998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副县长。钟昌瑞等人为何如此急不可耐，不断铤而走险向“上”送钱？一位知情的干部道出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钟就是想赶在40岁前当上副县级干部，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30多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何一些干部在这一年龄段栽跟头，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呢？这和一些年轻干部忽视党性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地方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片面理解年轻化，甚至搞一刀切，这是造成“39岁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些地方在选拔配备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这样一个“原则”：35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人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人县级党政班子。一些基层干部抱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一些年轻的乡镇干部发牢骚：“这辈子算完了。”问为什么，回答是“都30岁了，连个股级干部都不是”。透视“39岁现象”，基层组织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年～5年转为“股级”，再2年转副科，再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采取“倒推法”，就可以推算出自己是否“还有戏”。一些基层干部感到“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就开始混日子，“自己本身有思想包袱，哪还有心思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恶化了干群关系。“39岁现象”的另一个危害，是诱使一些基层干部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虚报浮夸。真正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没有几年时间是很难完成的。而将干部提拔的年龄压缩在特定的几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一些干部从容干实事的机会。逼着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成绩”。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顾客观实际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出现了很多“空壳乡”、“空壳县”，一些乡镇负债在数百万元以上。一些领导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平时不下去，下去就罚钱”，被老百姓称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政和县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是该县买官者中最“下力”的人物之一。张余师年仅35岁，而之所以“少年得志”，拿群众的话说就是“此人最敢吹牛，也敢送”。如何避免“39岁现象”，有关人士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和县之所以出了涉及200多名干部的买官卖官大案，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扭曲了人生观、价值观。丁仰宁有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这种赤裸裸的“当官发财”思想侵蚀了一些干部的灵魂，而当他们把当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近，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二是要纠正基层干部选拔中的偏差。我们党确实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但是选拔干部要“惟才是举”，“年轻化”的关键是将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不是简单化地“一刀切”搞年龄划线。基层确实需要一大批年轻的同志，但农村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特点。一些四十多岁的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广泛的阅历，如果将他们一概排除在干部提拔的人选之外，同样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三是要推进和完善干部制度改革。有专家认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在干部考核选拔中应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如福建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大量可贵的探索，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等，使买官者无“路”可走。另一方面，破解“39岁现象”，还要切实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将一些工作干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拉下马来。结合上述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将政党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范围，是没有先例的，所以是不科学的。

A. 正确
B. 错误

《公务员法》规定的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

A. 正确
B. 错误

美国兰德公司被誉为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之一。在研究前苏联公开发表的空间技术文献后，于1946年就写报告给政府，预言前苏联将于1957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提出政府当年的战略措施应是加速研制人造卫星。但是，美国政府首脑对此不屑不顾。结果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人造卫星真的上天了，大出美国政府意外。查对五角大楼的档案，竟然早已被兰德公司所预见，并且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与兰德公司所推算的时间误差竟不超过一周。70年代中期，美国研制成功中子弹后很得意，兰德公司指出：他们早在1958年就打报告给国防部，提出应当立即搞中子弹，政府听不进去，以致延误了十年之久。美国政府一查果然如此。

对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公务员执行的后果一般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

A. 正确
B.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