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初，K出版社与吴亮签订《委托选编合同》，约定：K出版社委托吴亮组织选编《中国古诗名作》，总字数约60万字；K出版社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选编者对该作品享有署名权；K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两个月内按15元/千字的标准付给吴亮一次性稿酬；吴亮应确保不侵犯他人著作权。 2004年3月，吴亮又与陈德荣签订《委托选编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德荣同意接受吴亮的委托承担选编《中国古诗名作》的任务；吴亮在书稿交稿后的一星期内，按12元/千字的标准向陈德荣一次性支付选编报酬；陈德荣享有署名权；若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提出意见，陈德荣应负责处理，直至书稿质量合格。 2004年10月，陈德荣将全部书稿交付吴亮。吴亮按《委托选编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荣支付了全部报酬，并将书稿交K出版社。编辑人员在审稿中提出一些意见后，经吴亮将书稿退请陈德荣修改。陈德荣对编辑提出的意见作了处理，并在随附的《稿件处理说明》末尾署名“陈德荣”，留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2005年年初，吴亮向K出版社转交了陈德荣修改后的《中国古诗名作》书稿和所附的《稿件处理说明》，并告诉出版社自己即是该书稿的选编者。不久，《中国古诗名作》出版，封面等处的选编者姓名都是“吴亮”。出版社按合同规定向吴亮支付了报酬。 2005年6月，陈德荣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诉状称：K出版社未经陈德荣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自行出版了陈德荣的作品，且书上没有标明选编者是陈德荣，这是侵犯了陈德荣合法拥有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署名权以及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法院的判决仅认定K出版社应该为侵犯陈德荣的署名权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却不认为K出版社侵犯陈德荣的发表权、复制权和发行权。张某如要应聘出版专业中级技术职务，必须具备的条件有（）等。

A. 符合出版专业中级职业资格报考条件后及时报考，并获得合格成绩
B. 在副编审指导下写出有关出版的学术论文
C. 没有“三年内两次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情况
D. 参与的图书至少有一部获得国家级奖项
E. 担任助理期间没有连续两年须为不合格图书直接负责的情况

2004年年初，K出版社与吴亮签订《委托选编合同》，约定：K出版社委托吴亮组织选编《中国古诗名作》，总字数约60万字；K出版社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选编者对该作品享有署名权；K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两个月内按15元/千字的标准付给吴亮一次性稿酬；吴亮应确保不侵犯他人著作权。 2004年3月，吴亮又与陈德荣签订《委托选编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德荣同意接受吴亮的委托承担选编《中国古诗名作》的任务；吴亮在书稿交稿后的一星期内，按12元/千字的标准向陈德荣一次性支付选编报酬；陈德荣享有署名权；若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提出意见，陈德荣应负责处理，直至书稿质量合格。 2004年10月，陈德荣将全部书稿交付吴亮。吴亮按《委托选编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荣支付了全部报酬，并将书稿交K出版社。编辑人员在审稿中提出一些意见后，经吴亮将书稿退请陈德荣修改。陈德荣对编辑提出的意见作了处理，并在随附的《稿件处理说明》末尾署名“陈德荣”，留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2005年年初，吴亮向K出版社转交了陈德荣修改后的《中国古诗名作》书稿和所附的《稿件处理说明》，并告诉出版社自己即是该书稿的选编者。不久，《中国古诗名作》出版，封面等处的选编者姓名都是“吴亮”。出版社按合同规定向吴亮支付了报酬。 2005年6月，陈德荣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诉状称：K出版社未经陈德荣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自行出版了陈德荣的作品，且书上没有标明选编者是陈德荣，这是侵犯了陈德荣合法拥有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署名权以及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法院的判决仅认定K出版社应该为侵犯陈德荣的署名权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却不认为K出版社侵犯陈德荣的发表权、复制权和发行权。张某报名参加出版专业中级职业资格考试未获准许的原因是（）。

A. 学历不够
B. 工作年限不够
C. 从事出版专业工作的年限不够
D. 《开卷有益》一书的质量不好
E. 距违规出版《苏联解体前后》一书未满两年

D公司原总裁K曾向书法家G求赠一幅书法作品，G应其请求书赠，还题款“K先生正”，并盖了自己的名章和闲章。后D公司编写了一部介绍本公司发展情况的书稿，交由M出版社出版。书稿将付印时，D公司又经己退休的K同意而将G所赠书法作品送到M出版社，要求把它印在封面上并用做插页。M出版社同意照此办理。但是在制作过程中，M出版社认为作品上的题款和G的闲章不宜印到书上，征得D公司同意后便在排版文件中用图像加工技术将其去除。该书出版后，M出版社及时向G邮寄了样书和相应的报酬。G看过样书后，十分气愤，不但拒不接受M出版社付给的报酬，并且一纸诉状将K、D公司和M出版社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三被告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

K文化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主营书刊发行业务的企业。该公司为了改善经营状况，自行编纂了一部较系统地介绍S市商业单位的《S市商业大黄页》，拟与出版单位合作出版，以获取较多利润。经人介绍，K文化公司找到了T出版社。 双方洽谈后订立合同约定：T出版社负责编辑、校对、印制和总发行工作，并承担60%的生产费用；K文化公司承担40%的生产费用，并以T出版社特约经销店的名义独家批销该书，所得利润双方对半分成。 T出版社将该选题补报出版计划后，出版了该书并交K文化公司批销。后来，S市新闻出版局检查图书市场时，发现K文化公司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上注明的业务范围只是零售，而且其销售的图书除《S市商业大黄页》外，还有《S市商业大黄页（农村版）》，两书的书号相同，出版时间仅相差3个月。 原来，K文化公司曾要求与T出版社继续合作，对《S市商业大黄页》作增删调整之后出版《S市商业大黄页（农村版）》，T出版社虽然认为这样做意义不大，但与对方进一步商谈之后还是达成了协议：T出版社把《S市商业大黄页》的电子排版文件租给K文化公司，收取租型费2万元，并允许K文化公司对书稿排版文件作适当修改调整后，用T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书号仍用原来的。K文化公司支付2万元后，就自行编辑、印制了《S市商业大黄页（农村版）》并在市场上批销。在出版发行《S市商业大黄页》的过程中，T出版社的错误行为有（）等。

A. 未按国家规定办理专项选题报批手续
B. 未按国家规定办理重大选题备案手续
C. 以合作出版为名买卖书号
D. 委托不具备规定资格的单位批发销售出版物
E. 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牟利

2010年1月底，郑毅在小区门口捡到一只装有30万元的皮包，毫不心动，想方设法归还给了失主，社区干部刘强据此撰写《一只皮包映射美德》一文，投给月刊《美善》，赞扬郑毅拾金不昧之举。2010年第3期《美善》用5个页面（每面约780字）刊出了该文，署名为"刘强"。同时，《美善》在目次页右下方按例登载了该杂志社声明，内容为："本杂志社严正声明：凡在《美善》发表的作品，未经本社同意，任何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和影视单位不得擅自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成影视作品等，否则将视作侵权行为，依法进行追究。" 2010年4月中旬，美善杂志社的一名编辑看到4月10日出版的《社区文化报》也登载了《一只皮包映射美德》一文，但是篇幅减少了，仅有110行，每行20字。经仔细比对，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作品主题、记叙的基本内容和所采用的基本表达形式，均没有变更。文章末尾注明"刘强原作，本报摘编"。 美善杂志社将此情况告诉刘强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社区文化报社侵权。 原告认为：在杂志社已经明确声明禁止"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成影视作品等"的情况下，《社区文化报》仍然登载《美善》上的已发表文章，这是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和杂志社的专有出版权；社区文化报社未经作者许可，大量删节作品，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社区文化报社非法使用作品且不支付报酬，侵犯了作者的获得报酬权。 被告答辩称：《社区文化报》确实摘编登载了刘强的作品，但报社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关于报刊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规定，没有侵犯作者美善杂志社的权利；至于作者的稿酬，报社将在法定期限内按法定标准支付，现在法定期限未满，故尚未支付，这并不构成侵权。 刘强认可社区文化报社关于稿酬的解释，但不接受其他辩解。关于本案的下列说法，哪一项或哪几项是正确的？请作选择回答。()

A. 美善杂志社事先已有禁止转载、摘编作品的声明，社区文化报社仍然摘编，就构成侵权
B. 美善杂志社的声明是无效的，对包括社区文化报社在内的任何其他报刊社都没有约束力
C. 作为期刊出版者，美善杂志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享有专有出版权
D. 社区文化报社虽然可以摘编涉案作品，但还是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美善杂志社的权利
E. 社区文化报社没有侵犯刘强的发表权
F. 社区文化报社没有侵犯刘强的修改权，但侵犯了他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G. 社区文化报社对刘强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都没有侵犯

2005年7月，国外出版了俄文版纪实文学作品《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我国甲出版社经与有关著作权人洽商后，于2005年12月取得了该书的中文翻译权和简化字版出版权，在当地版权局办理了版权贸易合同登记手续后，将该选题列入2006年度选题计划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2006年1月，甲出版社与中国公民杨民签订了作品委托翻译合同。合同约定：甲出版社委托杨民联系译者将俄文版《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以保证2006年年底之前能够出书；翻译费的标准为45元/千字，出书后两个月内支付；甲出版社享有翻译作品的著作权，译者对翻译作品享有署名权，译者名单由杨民提供；杨民确保不侵犯他人权利。 2006年2月，杨民与中国公民王建签订翻译协议书约定：杨民委托王建将俄文版图书《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中文版上的译者姓名为王建；翻译费在交稿时一次付清，标准为35元/千字；若译稿存在质量问题，王建应积极配合出版社进行修改。 2006年8月中旬，王建将全部译稿交给杨民，杨民按翻译协议书的约定向王建支付了翻译费。 甲出版社收到杨民交来的译稿后，安排本社助理编辑葛军担任责任编辑。葛军抓紧时间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并针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甲出版社名义撰写了退修意见，与译稿一起通过杨民交王建处理。王建对译稿作了修改后再次交给杨民。在将修改稿交给葛军时，杨民同时提交了译者名单和授权书各一份。名单中所列的译者为“杨民”，授权书的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的全体译者授权杨民全权代理全体著作权人跟甲出版社协商议定出版上述作品的全部有关事宜”，落款为“杨民、王建”。葛军当场全部签收。 葛军逐一复核了王建的修改，觉得原来提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便决定发稿。担任复审的编辑室主任翻阅译稿后，未见葛军提请复审解决的问题，便签字同意发稿。终审者重点抽查部分译稿后，未发现政治性、思想性问题，就同意复审的意见，准予发稿。 2006年11月，面封、扉页和版权页上都标有“杨民译”的《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中文版由甲出版社出版，并由该社总发行。甲出版社也于当月向杨民支付了该书的翻译费。 2006年12月，王建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王建认为：甲出版社与杨民未经王建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出版了王建的翻译作品，并且书上的译者署名是“杨民”而不是“王建”，这侵犯了王建的复制权、发行权及署名权。法院审核王建提交的翻译协议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认定王建享有该翻译作品的著作权，但对王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全部支持。

甲文化公司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经营书刊批发业务。其经理郑某通过浏览网页，发现某一美国作家关于提高青少年个人心理素质的新书《菩提树下》正在美国热销；经对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在国内市场上这类图书尚属空白，而社会对此有很大的潜在需求。于是，郑某与在乙出版社担任策划编辑的林某商议：由郑某组织若干人创作一部同类主题的书稿，交乙出版社出版；乙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审稿、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郑某；印刷装订事宜由郑某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郑某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乙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甲公司自行包销；乙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郑某支付给乙出版社出版资助费5万元。 林某将此情况向编辑室主任陈某作了汇报。陈某召集编辑室全体人员就此事进行讨论。会上出现了许多意见。会上出现的下列意见中哪些是正确的？请作选择回答。()

A. 书稿是由文化公司组织编写的，不能接受出版
B. 书稿应该有独特的创新，而跟在外国人后面写作的主题相同的稿件，是没有独创性的，不宜接受出版
C. 书稿的主题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并且估计此类图书的经济效益也不错，所以该选题可以考虑采纳，但书稿是否可以出版，应该经过三级审稿之后再决定
D. 如果书稿质量符合要求，可以考虑接受出版，但不能采用郑某提议的出版方式
E. 如果书稿质量符合要求，就应该采纳郑某提议的出版方式，因为这样出版社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却至少有5万元的利润
F. 出版社不能让郑某负责安排图书的印制，委托印制必须由出版社负责
G. 如果郑某同意由出版社全面负责该书的编辑、印制和发行，并且给予出版资助，就可以考虑接受出版，同时可给甲文化公司较优惠的批发折扣
H. 各种提供出版资助的行为，全都属于购买书号，出版社应该一概拒绝
I. 甲文化公司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可以由其包销图书
J. 虽然甲文化公司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也不可以由其包销图书

中国公民张某编写了一部书稿《数码相机指南》，于2004年1月将该书稿大纲送交甲出版社联系出版。甲出版社按规定程序进行选题论证并列选后，与张某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约定：张某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将所编《数码相机指南》的定稿交付甲出版社；张某保证合法拥有《数码相机指南》的全部著作权权利，如发生侵犯他人权利的问题，由张某承担全部责任；甲出版社获得的专有出版权为期5年；如果书稿达到可以出版的质量标准，甲出版社应于张某交付该书定稿后的5个月内出版该书，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张某人民币1万元。 2004年3月，张某按合同约定将最后改定的全部书稿交付甲出版社。该书稿将数十家数码相机生产公司的产品说明书或用户手册按相机的功能特点等分成八大部分编排，每一部分的前面均概括介绍该类相机的共同特性。审稿人员都认为：该书稿的编排和介绍也还合理、到位，但是其中汇集的许多产品说明书或用户手册，按署名来看，其著作权应属于相应的相机生产公司，必须得到这些公司的许可使用授权该书稿才可出版。甲出版社因此于2004年5月与张某联系，请其提供有关公司的授权证明。但是直到当年11月，张某仍未提供。于是，甲出版社决定不再出版《数码相机指南》，并于2004年12月初通知了张某。 2005年2月，张某向人民法院起诉甲出版社。诉状称：已经拥有《数码相机指南》专有出版权的甲出版社一直未对书稿提出过任何修改意见，这足以说明书稿质量已经达到可以出版的质量标准，该社本应当按合同约定至迟于2004年8月出版该书，但是至今仍未出版，构成违约；甲出版社索取数十家公司的授权证明，只是为了规避违约责任而企图迫使张某首先提出解除合同，因为产品说明书、用户手册载有的内容只是一些现成的技术数据和已经客观存在的相机操作方式，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且它们都是赠送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故而《数码相机指南》能否出版与这些公司毫无关系。最后，张某请求法院判令甲出版社履行合同，在2005年7月前出版《数码相机指南》，并赔偿违约金1万元。

在我国，作者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享有著作权，而图书出版者可按合同约定对自己所出版的作品（不包括超过保护期而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享有专有版权。如果出版合同对图书出版者享有的该项权利未明确约定具体内容，则图书出版者始终有权禁止任何人（但不包括作者本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该作品。图书出版者获得的这项权利是由作者授予的，所以出版者为此一般须向作者支付一定报酬。付酬的具体方式和标准，不得由双方自行在合同中确定，必须执行国家版权局提出的方式和标准。图书在出版合同有效期内脱销，若出版者决定重印，应该征得作者同意，并按合同的约定支付报酬；若作者要求重印而出版者拒绝，作者有权要求出版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判断图书脱销的标准，是作者寄给出版者的两份订单在3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

2005年7月，国外出版了俄文版纪实文学作品《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我国甲出版社经与有关著作权人洽商后，于2005年12月取得了该书的中文翻译权和简化字版出版权，在当地版权局办理了版权贸易合同登记手续后，将该选题列入2006年度选题计划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2006年1月，甲出版社与中国公民杨民签订了作品委托翻译合同。合同约定：甲出版社委托杨民联系译者将俄文版《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以保证2006年年底之前能够出书；翻译费的标准为45元/千字，出书后两个月内支付；甲出版社享有翻译作品的著作权，译者对翻译作品享有署名权，译者名单由杨民提供；杨民确保不侵犯他人权利。 2006年2月，杨民与中国公民王建签订翻译协议书约定：杨民委托王建将俄文版图书《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中文版上的译者姓名为王建；翻译费在交稿时一次付清，标准为35元/千字；若译稿存在质量问题，王建应积极配合出版社进行修改。 2006年8月中旬，王建将全部译稿交给杨民，杨民按翻译协议书的约定向王建支付了翻译费。 甲出版社收到杨民交来的译稿后，安排本社助理编辑葛军担任责任编辑。葛军抓紧时间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并针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甲出版社名义撰写了退修意见，与译稿一起通过杨民交王建处理。王建对译稿作了修改后再次交给杨民。在将修改稿交给葛军时，杨民同时提交了译者名单和授权书各一份。名单中所列的译者为“杨民”，授权书的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的全体译者授权杨民全权代理全体著作权人跟甲出版社协商议定出版上述作品的全部有关事宜”，落款为“杨民、王建”。葛军当场全部签收。 葛军逐一复核了王建的修改，觉得原来提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便决定发稿。担任复审的编辑室主任翻阅译稿后，未见葛军提请复审解决的问题，便签字同意发稿。终审者重点抽查部分译稿后，未发现政治性、思想性问题，就同意复审的意见，准予发稿。 2006年11月，面封、扉页和版权页上都标有“杨民译”的《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中文版由甲出版社出版，并由该社总发行。甲出版社也于当月向杨民支付了该书的翻译费。 2006年12月，王建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王建认为：甲出版社与杨民未经王建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出版了王建的翻译作品，并且书上的译者署名是“杨民”而不是“王建”，这侵犯了王建的复制权、发行权及署名权。法院审核王建提交的翻译协议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认定王建享有该翻译作品的著作权，但对王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全部支持。关于杨民在本案中的情况，下列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请作选择回答。()

A. 杨民违背与甲出版社的合同约定，侵犯了甲出版社的权益
B. 杨民变更译者署名，侵犯了王建的署名权
C. 杨民克扣甲出版社支付的翻译费，侵犯了王建的获得报酬权
D. 杨民将王建的译稿交给甲出版社出版，侵犯了王建的复制权、发行权
E. 杨民所提交的译者名单与委托翻译合同的约定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