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双月刊H的编辑部未公开说明过稿件审阅处理的期限。作者S于2002年3月5日投寄《中国神话破解三则》给H编辑部。编辑部审阅后决定采用，未通知S便在6月10日出版的一期上刊出，并在文后加上了“未经本刊同意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H编辑部于6月17日把样刊和稿酬寄给S，5天后S寄回了稿酬收据。6月25日，H的一名编辑忽然发现另一家月刊K在刚刚出版的一期上也刊登了S的此文，正文也是用15级宋体字单栏横排，仅标题排式不同。7月10日，又有一家半月刊L摘登该文，只署作者姓名而没有注明摘自H。 H编辑部认为：S一稿两投，侵犯了H的权益，应将稿酬退回，并自费刊登向H道歉的声明；K编辑部侵犯了H的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应承担侵权责任；L编辑部无视H的事先声明而摘编该文，也要承担侵犯文章专有出版权的责任。 S认为：自已是4月10日才把该篇文章投寄K的，这有K的收稿登记作证，不属于一稿两投；而L摘编一事，直到8月初听H的编辑说了才知晓；自己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受到了侵权，因为K和L使用其作品而没有支付报酬，该两刊应该补付稿酬并道歉。 K编辑部认为：S的一稿两投行为侵犯了K的权益，不向其支付稿酬是对的，而且S还应当因此而赔礼道歉；H并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其正文的排式是各种书刊普遍使用的，也不属于其专用的版式，自己并未侵犯H的权益。 L编辑部认为：摘编是合法的，因为H的声明实际上是无效的；摘编属于合理使用，不必向原作者支付报酬。在这一案例中，L（）。

A. 未经H同意而摘编，侵犯了H的权益
B. 未经S同意而使用其作品，侵犯了S的著作权
C. 存在对S的侵权行为，因为摘编其作品而未支付报酬
D. 自行摘编是可以的，但不注明来自H则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E. 不存在侵犯H的专有出版权的行为

某双月刊H的编辑部未公开说明过稿件审阅处理的期限。作者S于2002年3月5日投寄《中国神话破解三则》给H编辑部。编辑部审阅后决定采用，未通知S便在6月10日出版的一期上刊出，并在文后加上了“未经本刊同意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H编辑部于6月17日把样刊和稿酬寄给S，5天后S寄回了稿酬收据。6月25日，H的一名编辑忽然发现另一家月刊K在刚刚出版的一期上也刊登了S的此文，正文也是用15级宋体字单栏横排，仅标题排式不同。7月10日，又有一家半月刊L摘登该文，只署作者姓名而没有注明摘自H。 H编辑部认为：S一稿两投，侵犯了H的权益，应将稿酬退回，并自费刊登向H道歉的声明；K编辑部侵犯了H的专有出版权和版式设计权，应承担侵权责任；L编辑部无视H的事先声明而摘编该文，也要承担侵犯文章专有出版权的责任。 S认为：自已是4月10日才把该篇文章投寄K的，这有K的收稿登记作证，不属于一稿两投；而L摘编一事，直到8月初听H的编辑说了才知晓；自己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受到了侵权，因为K和L使用其作品而没有支付报酬，该两刊应该补付稿酬并道歉。 K编辑部认为：S的一稿两投行为侵犯了K的权益，不向其支付稿酬是对的，而且S还应当因此而赔礼道歉；H并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其正文的排式是各种书刊普遍使用的，也不属于其专用的版式，自己并未侵犯H的权益。 L编辑部认为：摘编是合法的，因为H的声明实际上是无效的；摘编属于合理使用，不必向原作者支付报酬。在本案例中，S（）。

A. 有一稿两投行为，须承担相应责任
B. 把同一稿件再投给K情有可原，但应将H支付的稿酬退回
C. 应该在H上发表一个声明，只要说明情况，不须道歉，并承担印刷该声明的直接成本的20%，因为H在整个过程中也有过失
D. 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E. 有权要求L支付稿酬

W公司未经有关期刊出版单位和期刊所刊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我国数千种期刊采取全刊扫描输入方式制成光盘版丛书《期刊大全》出版发行，获得巨额利润。

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风行的歌曲《×××的天》由L创作。L于1998年去世后，其遗产由合法继承人H继承。已依法获准从事音像制品出版业务的K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经典歌曲》唱盘中收录了该歌，并署名“佚名词曲”。K出版社在唱盘正式出版前曾向我国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申请许可并获同意，且支付了使用费。L是该协会会员，歌曲《×××的天》也已在该协会登记。但是，因为K出版社提供的词曲作者资料有误，以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未能将歌曲《×××的天》的使用费转交给H，并且H对该歌曲中一些词语已作的修改在唱盘中也未反映。为此，H提起诉讼。

L出版社连续几年经济效益不佳。为扭转这种局面，2003年上半年，该社主要负责人E决定在已有的年度选题计划之外再增加100多种教辅类图书，把全年的出书种数提高到300来种，均由L出版社总发行。将选题补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后，E针对本社编辑、校对力量不足的实际情况，决定更改教辅类图书的编辑出版流程：以高报酬聘请社会上一部分中学、大学教师组成编辑组，分别担任各种书的责任编辑，进行初审后再对稿件作加工整理。由本社编辑人员进行复审，主要把住政治关，如在稿件中末发现重大政治性错误，就可以安排发稿。担任终审的各位社领导参照复审意见签署发稿单。由本出版社集中拟订几套整体设计方案，经美术编辑设计并三审通过后，定向用于各个系列的教辅书。校样由各编辑组负责校对，出版社同时为每种书安排一名专职校对员作为责任校对，检查、订正校改之处后就可以付印。

2010年1月底，郑毅在小区门口捡到一只装有30万元的皮包，毫不心动，想方设法归还给了失主，社区干部刘强据此撰写《一只皮包映射美德》一文，投给月刊《美善》，赞扬郑毅拾金不昧之举。2010年第3期《美善》用5个页面（每面约780字）刊出了该文，署名为"刘强"。同时，《美善》在目次页右下方按例登载了该杂志社声明，内容为："本杂志社严正声明：凡在《美善》发表的作品，未经本社同意，任何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和影视单位不得擅自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成影视作品等，否则将视作侵权行为，依法进行追究。" 2010年4月中旬，美善杂志社的一名编辑看到4月10日出版的《社区文化报》也登载了《一只皮包映射美德》一文，但是篇幅减少了，仅有110行，每行20字。经仔细比对，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作品主题、记叙的基本内容和所采用的基本表达形式，均没有变更。文章末尾注明"刘强原作，本报摘编"。 美善杂志社将此情况告诉刘强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社区文化报社侵权。 原告认为：在杂志社已经明确声明禁止"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成影视作品等"的情况下，《社区文化报》仍然登载《美善》上的已发表文章，这是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和杂志社的专有出版权；社区文化报社未经作者许可，大量删节作品，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社区文化报社非法使用作品且不支付报酬，侵犯了作者的获得报酬权。 被告答辩称：《社区文化报》确实摘编登载了刘强的作品，但报社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关于报刊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作品的规定，没有侵犯作者美善杂志社的权利；至于作者的稿酬，报社将在法定期限内按法定标准支付，现在法定期限未满，故尚未支付，这并不构成侵权。 刘强认可社区文化报社关于稿酬的解释，但不接受其他辩解。

2005年7月，国外出版了俄文版纪实文学作品《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我国甲出版社经与有关著作权人洽商后，于2005年12月取得了该书的中文翻译权和简化字版出版权，在当地版权局办理了版权贸易合同登记手续后，将该选题列入2006年度选题计划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2006年1月，甲出版社与中国公民杨民签订了作品委托翻译合同。合同约定：甲出版社委托杨民联系译者将俄文版《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以保证2006年年底之前能够出书；翻译费的标准为45元/千字，出书后两个月内支付；甲出版社享有翻译作品的著作权，译者对翻译作品享有署名权，译者名单由杨民提供；杨民确保不侵犯他人权利。 2006年2月，杨民与中国公民王建签订翻译协议书约定：杨民委托王建将俄文版图书《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中文版上的译者姓名为王建；翻译费在交稿时一次付清，标准为35元/千字；若译稿存在质量问题，王建应积极配合出版社进行修改。 2006年8月中旬，王建将全部译稿交给杨民，杨民按翻译协议书的约定向王建支付了翻译费。 甲出版社收到杨民交来的译稿后，安排本社助理编辑葛军担任责任编辑。葛军抓紧时间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并针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甲出版社名义撰写了退修意见，与译稿一起通过杨民交王建处理。王建对译稿作了修改后再次交给杨民。在将修改稿交给葛军时，杨民同时提交了译者名单和授权书各一份。名单中所列的译者为“杨民”，授权书的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的全体译者授权杨民全权代理全体著作权人跟甲出版社协商议定出版上述作品的全部有关事宜”，落款为“杨民、王建”。葛军当场全部签收。 葛军逐一复核了王建的修改，觉得原来提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便决定发稿。担任复审的编辑室主任翻阅译稿后，未见葛军提请复审解决的问题，便签字同意发稿。终审者重点抽查部分译稿后，未发现政治性、思想性问题，就同意复审的意见，准予发稿。 2006年11月，面封、扉页和版权页上都标有“杨民译”的《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中文版由甲出版社出版，并由该社总发行。甲出版社也于当月向杨民支付了该书的翻译费。 2006年12月，王建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王建认为：甲出版社与杨民未经王建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出版了王建的翻译作品，并且书上的译者署名是“杨民”而不是“王建”，这侵犯了王建的复制权、发行权及署名权。法院审核王建提交的翻译协议书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认定王建享有该翻译作品的著作权，但对王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全部支持。从出版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甲出版社在本案中的下列行为有哪些是违规的？请作选择回答。()

A. 引进出版《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没有办理必要的手续
B. 书稿翻译合同没有与合法设立的翻译机构签订，却与公民个人签订
C. 安排葛军担任责任编辑
D. 没有切实执行审稿制度
E. 《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的总发行未委托给有合格资质的专业总发行机构

2004年年初，K出版社与吴亮签订《委托选编合同》，约定：K出版社委托吴亮组织选编《中国古诗名作》，总字数约60万字；K出版社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选编者对该作品享有署名权；K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两个月内按15元/千字的标准付给吴亮一次性稿酬；吴亮应确保不侵犯他人著作权。 2004年3月，吴亮又与陈德荣签订《委托选编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德荣同意接受吴亮的委托承担选编《中国古诗名作》的任务；吴亮在书稿交稿后的一星期内，按12元/千字的标准向陈德荣一次性支付选编报酬；陈德荣享有署名权；若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提出意见，陈德荣应负责处理，直至书稿质量合格。 2004年10月，陈德荣将全部书稿交付吴亮。吴亮按《委托选编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荣支付了全部报酬，并将书稿交K出版社。编辑人员在审稿中提出一些意见后，经吴亮将书稿退请陈德荣修改。陈德荣对编辑提出的意见作了处理，并在随附的《稿件处理说明》末尾署名“陈德荣”，留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2005年年初，吴亮向K出版社转交了陈德荣修改后的《中国古诗名作》书稿和所附的《稿件处理说明》，并告诉出版社自己即是该书稿的选编者。不久，《中国古诗名作》出版，封面等处的选编者姓名都是“吴亮”。出版社按合同规定向吴亮支付了报酬。 2005年6月，陈德荣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诉状称：K出版社未经陈德荣同意，也未签订出版合同，就自行出版了陈德荣的作品，且书上没有标明选编者是陈德荣，这是侵犯了陈德荣合法拥有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署名权以及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法院的判决仅认定K出版社应该为侵犯陈德荣的署名权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却不认为K出版社侵犯陈德荣的发表权、复制权和发行权。

作者A于2000年将自己的作品《新中国外交史》投给B出版社。该社研究后认为此选题不需要专项报批，便未向出版行政部门办理任何手续，也未把出版合同送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2000年年底该书出版后，A将其作为学术成果申报。有关机构在审核中发现该书版本记录中所标出版时间是1995年，而不是A说的2000年，因此否决了A的申报。A便与B交涉。B解释说，这种图书销量很小，所以使用了本社在1995年所出同类书已经用过的书号，就只能把1995年作为出版时间；这样做，既可以支持学术著作出版，又可以把新的书号用在有经济效益的书上，是有益于学术研究和出版发展的双赢之举。A不接受B的解释，就向出版行政部门作了反映。B的做法（）。

A. 情有可原
B. 损害了A的利益，但实际上并未违规
C. 是严重的违规
D. 已经构成犯罪

我国出版单位现行的审稿制度是《三审责任制》，简称三审，由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审级组成。根据1997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初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初审时既要从大处着眼，抽样审读稿件内容，对其质量作出全面评估，又要从细处入手，进行加工整理。复审由正、副编审担任，除对初审意见表明态度外，还要注意发现初审可能遗漏的问题并予以解决。终审由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社长（副社长）或总编辑（副总编辑）担任，也可由社长或总编辑指定的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人员全权负责。在出版社缺少相应专业的编辑人员时（如纳米材料专业），可以请外审人员负责复审或终审。